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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烈”刘永良
 
作者:田中琰 李亮亭   来源:山东《支部生活》2020年第7期   发布日期:2020-07-07   点击次数:

  最近,一部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电影《沂蒙英魂》正在紧锣密鼓筹拍中。该片集中展现了沂蒙老人刘永良在战争年代把3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军报国、新中国成立后不居功图报的事迹。不由得让人们想起刘永良在那个风雨如磐、艰苦卓绝的岁月光辉灿烂的一生。

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农救会长

  1891年,刘永良出生在沂蒙山区的莒南县坊前镇聚将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靠打长工维持生计,常常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了生计,他学会了吹长号。每逢有人家办红白喜事,他就去当吹鼓手,挣点钱养家糊口,勉强度日。

  1933年夏,因土匪栽赃陷害,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抓进监狱。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折磨,妻子悲痛之下服毒自杀。

  坐了半年监狱的刘永良出狱后,更加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黑暗旧社会。1934年,刘永良接受了在该村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曹明楼的教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莒南县成为沦陷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刘永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38年,村里成立了党支部,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带头加入农救会组织,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任农救会长。1940年,八路军第115师挺进了莒南县,该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抗日根据地。刘永良和乡亲们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把抗日队伍当成自己的亲人,自觉参加党组织的抗日活动。他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参军,村里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动员会上,他第一个为儿子报名参军

  聚将台村有个激励人心的传说:村北有个土岭,叫做北台,相传宋代杨文广曾在此聚兵点将。杨家将保家卫国、满门忠烈的故事,上千年来一直感动着国人。这也是村名的由来。

  1940年春天,八路军组织群众召开参军动员会,历史又巧合地在这里重现了聚兵点将的一幕。这天,本村和邻村接到通知的村民纷纷来到聚将台村附近的龙王河边小树林里。只见台子上坐着七八个人,一位干部模样的八路军正在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到处杀人放火、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讲着讲着,他大声问:“我们能看着他们杀人放火不管吗?”台下一齐回答:“不能!”

  接着区里的领导又讲了当前的形势,说:“现在八路军急需补充兵员,战场上急需拿着枪和鬼子打仗的人,凡是符合条件的青年都应积极报名参军,上前线、打鬼子!”

  这时,只见农救会长刘永良第一个走上主席台,声音洪亮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国出力。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学习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精神,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参军报国,杀敌立功。今天,作为农救会长,我带头为大儿子报名参军。”他的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向刘永良学习”“参军参战杀敌立功”的口号。随后,各村的党员、农救会的人都站起来给自己或者儿子报名,许多民兵也走上前去报名。

  在刘永良的带动下,本区参军的人数最多,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当时《大众日报》还报道了刘永良送子参军的事迹。

  之后,19岁的大儿子刘福林告别了亲人,奔赴抗日战场。

“不把日本鬼子赶走,你就别回家”

  大儿子参加八路军后,刘永良的工作干劲更足了。他积极组织会员和民兵站岗放哨,迎击日伪军的扫荡。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看着刚满17岁的二儿子,刘永良盘算着让他为抗战做点贡献。这天,他亲自带着二儿子刘孟林来到了区中队,当着队长的面,嘱咐儿子:“不把日本鬼子赶走,你就别回家!”

  两个儿子在前线打鬼子,刘永良在家带头从事农救会工作,在他的带动下,两个儿媳妇也都成了妇救会积极分子,为八路军推磨、碾米、做军衣。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刘永良和村干部一道,做通了本族一家有地户的工作,进行了减租减息,从而打开了全村减租减息的局面。他还带头参加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并带头破除妇女不下地干活的旧习俗,鼓励支持两个儿媳妇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纺线织布,支援前线。为了减轻党的负担,他谢绝了对他作为抗属实行的代耕代种、免钱粮等照顾。

  1947年、1948年是刘永良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两年,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牺牲。这对早年丧妻的刘永良来说,是天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倒下,这位钢打的沂蒙硬汉强忍悲痛,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支前工作,骨子里认定了要永远跟党走。 

“只要党需要,我还有孙子,再让他报效国家”

  1946年,有“山东小延安”之称的莒南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参军参战运动。3月,中共壮岗区委在驻地桃花峪村召开参军动员报名大会。刘永良因是著名的抗属,区委让他发言,介绍送两个儿子参军的事迹。刘永良在会上动情地说:“1942年我送二儿子参军时,就曾说过一定要抗战到底的话,今天为了全中国的解放,我坚决再把最后一个儿子刘洪林送上前线。”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掷地有声的诺言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报名大会结束后,好心的本族孙辈刘炳田拽着刘永良的衣角劝他:“我大叔、二叔都当兵走了,三叔刚刚结婚,你就留一个在家照顾你吧!”刘永良沉吟片刻,语重心长地说:“这个道理我知道,可是国难当头,没有大家,就没有我们小家。国家保不住,就没有安稳日子过呀!”

  6户村民看到刘永良送身边唯一的儿子参军,深受感动,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邻村的群众听了刘永良的发言,看到了他的行动,也深受感染,仅付家村就有孙家顺等3名青年在刘永良的影响下报名参军。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劫难而不沉沦,几经外侮却终获胜利,靠的就是像刘永良父子这样的仁人志士的挺身担当,把民族前途放在首位,将生死置之度外。1950年,三儿子刘洪林牺牲在朝鲜平安南道价川郡,把热血洒在了异国他乡。

  噩耗传来,刘永良悲痛欲绝。他心中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毫无怨言,对前来安慰他的领导说:“只要党需要,我还有孙子,再让他报效国家。”

在沂蒙老区,他第一个劝儿媳妇改嫁

  在受封建思想束缚了几千年的旧中国,妇女改嫁是件见不得人的事。然而,刘永良却不这么看,而是勇敢挑战旧习俗。3个儿子牺牲后,他强忍悲痛,劝儿媳妇改嫁,不知劝了多少次,儿媳妇就是不同意。没办法,他就找来当时的村妇救会长刘格述做工作。

  刘永良没有什么条件,只有一条:只要儿媳妇满意,男方又愿意抚养孩子,自己情愿让儿媳妇把孙子带走。因为是烈士的后代,所以孙子不能改姓。后来在村妇救会的帮助下,大儿媳带着孩子改了嫁。

  刘永良像陪送亲闺女一样,让大儿媳大红大绿出了嫁。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就这样,刘永良接连对二儿媳、三儿媳进行陪送,她们先后改了嫁。

  一个从不识字的老人,思想境界如此之高,令人感动。“他是一个至仁至义,胸怀博大,爱憎分明,情操高尚的人,我时常从心底发出敬重、思念与赞颂。”刘格述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感慨万千。

“我如果让政府照顾享清福,就对不起牺牲的3个儿子” 

  刘永良的事迹,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按常理,“一门三烈”的他,应该是躺在功劳簿上,尽情地享受生活,人们也会理解。然而,刘永良却不这么想,更不这么做。他常说:“我如果让政府照顾享清福,就对不起牺牲的3个儿子!” 

  1951年春,莒南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在县城里建了3间房子让老人居住,并配了一名工作人员帮其料理生活。他谢绝了政府照顾,坚持住在村里。他说:“给政府添麻烦,让自己吃闲饭不干活,我心不安!”

  农村实行合作社后,他组织起一个15户的合作社,并担任副社长。为了给国家建设出力,他整天粪筐不离身,每年向队里交80多车粪。1958年以后,他每年除向队里交200多车好粪外,还向国家交售两头大肥猪。队里缺少花生种,他就把家里开荒收的花生送去;缺少树苗,他就把自留地里的树苗送去;缺少资金,他就把平时积攒下的钱送去。

  1960至1970年,他担任村治保主任和调解员。每到庄稼成熟季节,他总是起早摸黑,配合民兵站岗执勤。村里不论大小纠纷,他总是亲自到现场调解。他被村人誉为“红管家”“老好人”。

  身为三烈属,刘永良从不居功自傲。他只享受国家规定的烈属补助,而把分到他名下的救济粮款等无私地让给别人。20多年中,他让出的各种补助、救济折款达500余元。

  为了表彰刘永良忠诚爱国、无私奉献的壮举,1953年,莒南县人民政府赠送给老人一块“为人民牺牲光荣”的牌匾。1963年,他当选为莒南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刘永良因病去世。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刘永良忠心报国,不为名、不为利,不知索取、只知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代。他的嫡重孙刘海述继承先辈的遗志,参军来到了北京武警总队六支队,成为新时期的优秀军人。1990年在天安门广场执勤时,他赤手空拳勇斗歹徒,身中5刀,险些殉国,荣立一等功。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原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欣然为刘永良题词“一门三烈刘永良”,并为由刘永良之孙刘炳茂编著的《三英烈之父刘永良》一书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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